| 作者：深圳翻譯公司 |來源：北京青年報 |2015-05-30
[文章摘要]事實上，在歌曲翻譯上有所取舍，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做法。但多年翻譯經歷告訴我，用中文進行音樂戲劇的翻譯，或許是各類語言中最難和最復雜的一類。為什么呢？大約有這樣幾個方面。
百老匯音樂劇
十幾年來，翻譯外國音樂戲劇的文本與歌詞一直是我一個斷斷續續的工作。這些工作讓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，音樂戲劇的翻譯完全不同于話劇的翻譯。特別是中文翻譯，又有許多不同于其他語言的獨特之處。
按常理來說，對于一般戲劇文本的翻譯，照真實的字面意思翻譯就可以了，重點是如何做到嚴復先生所提出的“信、達、雅”——“信為準確、達為通順、雅為有美感”。“信、達、雅”三者在翻譯時應視為一體，力求圓滿，如能“形、音、義”三美具備，則是翻譯的至美境界。但是對音樂戲劇的翻譯來說，當音樂介入之后，新問題就來了。因為音樂劇的翻譯必然要照顧到歌唱，由于歌唱的限制，我們往往又難以準確地按照外文的字面意思來翻譯。有時，信了則不達，雅了則不信，當信達雅都有了，又無法演唱，很矛盾。為此，我們不得不在翻譯時有所調整，有所取舍，也不得不在寫意與寫實之間尋求平衡。
事實上，在歌曲翻譯上有所取舍，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的做法。但多年翻譯經歷告訴我，用中文進行音樂戲劇的翻譯，或許是各類語言中最難和最復雜的一類。為什么呢？大約有這樣幾個方面。
首先是漢語拼音的四聲標準。我們都知道，中文是以聲調的變化來進行詞義區分的語言。通過網絡查詢，我得知，這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，只在漢藏語系（如越南、尼泊爾、印度）和非洲語系中才會較多地使用。而比如像英語，無論How are you還是Hello，用不同聲調來朗讀，不會造成意思上的誤解。日語、韓語、俄語、法語、德語也都是如此。這些占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語言種類，都屬于“非聲調語種”。這一類語種并非沒有聲調，只是他們的聲調僅僅代表語氣的變化，并不影響詞義的理解。
而中文就比較特殊，四聲的標準讓語義變得千差萬別。在四聲聲調的變化下，“出生”可以變成“畜生”、“土地”可以變成“徒弟”，“北京”可以變成“背景”，“互利”可以變成“狐貍”……還有一些詞語，因為聲調的變化，意思就更多，如“畫家”、“ 花甲”、“畫架”、“畫夾”等等。 更多的情況，是產生了一些誰也聽不懂的“詞匯”，不知道在唱什么。
中國話劇百年劇作
對于話劇文本的翻譯，中文聲調的變化不會是一個問題，甚至成為優勢。因為用中文朗讀，有“抑揚頓挫”的獨特美感，這或許是“朗誦”作為一門藝術品類在中國流行的原因之一。好像在西方沒有那么熱衷于“朗誦”的。但是，當音樂進入后，所有聲調的優勢瞬間變成了劣勢。因為前面所說的四聲標準，讓許多直譯的文字無法演唱，或容易產生歧義。為此必須不斷地調整和嘗試，也許到最后能夠找出一個相對妥帖的翻譯，但無疑可選擇的文字范圍大大縮小了，而要翻譯得傳神、真切、易唱，就非常不容易。
因為聲調的變化而在聆聽歌曲時鬧出笑話的，不用說外文翻譯歌曲，中文歌曲中就有不少。比如：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西北風歌曲《信天游》中，“我低頭，向山溝”，在音樂中，就會被聽為“我的頭，像山溝”；再比如歌曲《魯冰花》中“夜夜想起媽媽的話”會被聽成“爺爺想起媽媽的話”；張洪量的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嗎？”會聽出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媽？”等等，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.
你看，當音樂進入后，文字的選擇就必須慎重了。中文原創歌曲尚且如此，根據外文的歌詞翻譯過來，受限無疑就更多了。
巴黎圣母院
第二個弊端，是中文邏輯性弱、寫意性強。這一特點也是語言界所普遍公認的。中文名詞的時態、性別等，在單獨拿出來朗讀時是難以體現的，而中文句式的邏輯關系，也沒有外文規整。也因為此，對于一句話的表達，中文無論在句型上還是文字的組合方式上，均多于外文很多，至少是多于英文。而像“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”這樣的詞句，包含著中國式的寫意與韻律，同樣也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。
中文的寫意性強、邏輯性弱，反映在翻譯上，就往往強于抒情，而弱于敘事。事實上這也是中文歌詞過去一貫以來的整體特點——抒情強，敘事弱。我們很少能見到中文歌詞中有如ABBA歌詞里出現的清晰邏輯和故事感。中文歌詞多數是講情緒、不講因果的。因此如果要選一些中國的歌曲串編成如《媽媽咪呀》這樣類型的音樂戲劇，幾乎沒有可能。
最后一個弊端是押韻的方式。中文的歌詞是習慣于押韻的，特別是押尾韻，這或許是從古代詩詞傳承下來的一種聽覺習慣。一首歌，如果不壓尾韻，往往不太舒服。雖然在現代的很多歌曲中，尾韻已不再嚴苛到必須句句押，甚至有個別歌曲，會刻意地不押尾韻以達到特殊效果，但對于絕大多數的歌曲，還是會遵守押尾韻的習慣。而在西方語言中是不強調押尾韻的，不論詩歌還是歌詞。即便押，也是在句式中間押為多，而押頭韻的概率也多于押尾韻。比如，Pride and Prejudice和Sense and Sensibility，就是押頭韻的，而翻譯成中文只能是《傲慢與偏見》和《理智與情感》，英文的韻律感就沒有辦法翻譯出來了。
綜上所述，當中文這樣一種獨特的語言，融入音樂戲劇之后，會面臨“四聲音調”、“寫意與寫實”、“押尾韻”等諸多天然障礙，讓音樂戲劇的翻譯比起一般的話劇翻譯難度大大增加。
我們不妨回想一下，當我們觀賞中文版音樂劇《媽媽咪呀》、《貓》、《Q大道》的時候，是否有詞義捕捉的困難？特別在歌唱速度較快的段落，是否無法完整聽清楚演唱的內容？而翻譯成中文的外國經典歌劇曾有過幾部，為何后來無人傳唱？哪怕是其中的經典詠嘆調？而在觀賞中文版音樂劇的時候，為什么演出時基本都有現場中文字幕？而我們在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國家觀看他們的音樂劇或歌劇時，從未見到過現場有本國語言的字幕顯示。在日本和韓國等這些音樂劇本土化盛行的亞洲國家中，也從未見到本國語言的現場字幕。
為什么是這樣呢？不能不說，拜中文“特色”所賜，音樂戲劇的翻譯還真有些“先天不良”。
怎么解決這些問題？坦率講，沒有特別的辦法，唯有把翻譯做到更好。既然天生帶著“鐐銬”，只有把舞跳得更好看一些才行。如果還是從“信、達、雅”這三個方面來說的話，我有這樣一些粗淺的體會。
首先，“信”，不只為了字面的“信”，也為了觀眾欣賞的“信”。
這如同金岳霖在其《知識論》一書中所說的“譯意”，他說“所謂譯意，就是把字句的意念上的意義，用不同的語言文字表達出來”。按照這一理論，像“to drink like a fish”應譯為“牛飲”而非“魚飲”；“God knows”應譯為“天曉得”而非“上帝知道”；“a black sheep”應譯為“害群之馬”而非“害群之羊”，這樣才符合漢文語意。
比如在翻譯音樂劇《貓》時，全劇結束前，當魅力貓格利澤貝拉即將升入天堂，眾多貓兒們唱到“Up，Up，Up，Up The Russel Hotel”（上、上、上、越過羅素飯店）時，如果你覺得“羅素飯店”觀眾并不了解，也難以翻譯進入歌曲的話，可以把它翻譯成類似“東方明珠”這樣的建筑。因為T·S ELLIOT在寫這首詩時是1939年，當時羅素飯店還是倫敦最高的建筑。詩句的意思就是表達飛的高度很高。在不影響戲劇氛圍的情況下，把它變成觀賞者當地的最高建筑來轉移概念，可謂一種方法。
“達”，不只為了通順的“達”，也為了方便的“達”。
錢鐘書先生曾說過，“未有不達而能信者也”。達，是為通順，目的還是為了便于記住和理解。還是拿《貓》做例子，劇中有形形色色各種貓，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，許多貓的名字又長又復雜，難以記住。比如“格利澤貝拉”、“史金波旋克斯”、“米斯托弗利”、“巴斯托夫·瓊斯”、“老杜特洛諾米”等，那么在翻譯時為了方便，我便根據每一只貓的特征取了大大小小很多名字，如“火車貓”、“富貴貓”、“魅力貓”、“魔術貓”等，這樣每一只貓，就能方便地被觀眾記住。
“雅”，不只為了美感的“雅”，也為了歌唱的“雅”。
如何在保證基本詞義的前提下，做到“雅”，是音樂戲劇翻譯中最難的地方。因為需要演唱，因此譯者除了需要優秀的中外文功底之外，還要有良好的樂感。翻譯出來的文字，不論看上去有多美，先得經得起自己歌唱的考驗，否則也是白搭。而為了歌唱這一最低也是最高的標準，類似“置換句序”、“詞義增減”、“字意轉化”、“轉換概念”等手法，往往都是必須的。
以上這些翻譯例證，并非唯一方案。所謂“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”。好的翻譯，必然也是各有各的好，甚至“沒有最好，只有更好”。綜合來說，音樂戲劇翻譯的重點是歌詞的翻譯。好的譯者，必然要是一個好詞人。而更重要的是，音樂戲劇的譯者必須具有良好的樂感，能識譜，最好是唱歌也具有一定水準，這樣才能夠指導和糾正演員的中文演唱。有時同一首歌曲的翻譯，被如何演唱出來，也會有不小的差異。如果譯者可以乘著歌聲的翅膀，發揮自己的想象力，表達出原文背后的真實意圖和情感，那么也許，我們也可以翻譯出和原文一樣貼切的歌詞來。雖然，這看上去是多么的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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