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匠心，心所向，馳以恒。”
你有一顆匠心，別人所謂的偏執癡狂，是你心中的理所應當。
73歲的周克希是半路出家的著名翻譯家，50歲之前是華東師范大學數學系教授。從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小王子》到普魯斯特的《追尋逝去的時光》，周克希精于法語名著的翻譯。
近日，在周克希的新書發布會上，他與讀者分享了自己三十余年寂寞并快樂的翻譯之路。談到翻譯《追尋逝去的時光》時，周克希說，普魯斯特的文字令他有“高山仰止”之感，但在翻譯時必須努力和他“平起平坐”。
以下是主辦方授權澎湃新聞發表的周克希部分發言內容：
翻譯首先靠感覺
三十多年前，我起意從數學改行，做文學翻譯工作。一次去王道乾先生家（回想起來，印象中似乎客廳有些幽暗，王先生臉容有些憂郁，聲音徐緩而略帶沙啞），請教“在文學上如何學習”，他沉吟片刻，答道：“文學不是靠學習學到的，而是要去感受的。”這句話我始終記在心間，幾乎成了我的座右銘。日后我被同行半開玩笑地稱為“感覺派”（以區別于學院派等等），也許正是因為我從譯以來，一直服膺“翻譯要靠感覺”的緣故。
翻譯的標準，或者說目標，我們最熟悉的是嚴復說的“信達雅”。此外還有“等值翻譯”（奈達。信息在意義、文體兩方面應等值）、“化境”（錢鍾書）等說法。這些說法，我覺得都有道理，而在翻譯實踐中，我念念不忘、孜孜以求的，是盡力找到文字背后的感覺（作者寫作時的感覺），并盡力把這種感覺傳達給讀者。我想，真能這么做到，信達雅等等恐怕也就“雖不中亦不遠矣”。其實，這個意思，傅雷先生當初就說過，他的說法是：假定作者是中國人，想想他會怎樣說、怎樣寫。那樣說、那樣寫了，就是好翻譯。
做個譯者，門檻并不高。但從氣質上說，善感、耐靜的人，也許更適合當譯者。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覺，余光中在文章中提到，臺灣聲樂家席慕德請計程車司機調低音量，司機問：“你不喜歡音樂嗎？”席只能回答：“是啊，我不喜歡音樂。”兩人對“音樂”的感覺可以如此不同。不同的境遇也會造成不同的感覺。荒誕派劇作《等待戈多》在北京首演時，惡評如潮。后來去一所監獄演出，所有的犯人看了都哭了。導演邵澤輝說：“這是當時真正能體會這部荒誕劇的觀眾。”一般而言，感覺意味著身心的投入，意味著遠離觥籌交錯的熱鬧場所——這也就是耐靜。
凡·高說：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團火，路過的人只看到煙。透過煙看到心中的火，把它留在畫上，就成了畫家。透過煙看到火，把它留在文字中，就成了作家或翻譯家。而透過煙看到火，首先靠的是——感覺。
翻譯需要身體力行
翻譯，首先是一種實踐，需要身體力行。為了譯得更好些，做一些研究是必要的（了解作者及其作品的背景，了解他寫作的時代，了解他的語言風格和寫作習慣，等等），但是就譯者而言，研究的落腳點是翻譯的實踐。對他來說，實踐，或者說力行，比“研究”更重要。葉圣陶先生在回憶弘一法師的文章中提到，有一次，席間一起吃飯，有個搞哲學的朋友想請弘一法師談談人生的意義，弘一法師非常虔敬地回答，慚愧，沒有研究，不能說什么。葉先生寫道：“學佛的人怎么會說對于人生問題沒有研究呢。他是有研究而不肯說么？但看他那殷勤真摯的神情，就覺得那樣想是罪過。他的確沒有研究。研究云者，是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，而去爬剔、分析、檢察這東西的意思。像弘一法師，他一心持律，一心念佛，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，哪里能有研究呢？”
弘一法師是我景仰的前輩。葉先生說他一心持律，一心念佛，這“一心”二字，說出了力行的真諦。一個人，一生中能真正做好一件事，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。想想那些熱愛自己工作的手藝人吧，他們每天做工，終其一生把一件事做到最好（即便是制作一種工藝品，甚至只是下一碗面，做一個壽司）。老舍先生說他自己“有得寫，沒得寫，每天寫五百字”，這不就是力行嗎？
譯者和他的譯作的關系，有點像船長和他的船的關系，那是一種同命運、共存亡的關系。《動物農場》的作者、英國作家奧威爾在為烏克蘭文版寫的序言中說得好：“我不想對這部作品發表意見，如果它不能自己說明問題，那它就是失敗之作。”作者如此，譯者同樣如此。譯者，要用翻譯的作品說話。
自信與存疑是翻譯中的一對矛盾
譯者沒有自信，他在翻譯時往往是畏畏縮縮的，他的譯作往往是蒼白無力的。客觀地說，作者往往高過譯者，甚至高出很多。比如說普魯斯特，他的思想的深度，他駕馭文字的能力，都令我有“高山仰止”之感。但在翻譯時，我必須努力去和他“平起平坐”，這樣才能對話，才能擦出心靈的火花。有這樣的心態，感覺云云才有可能。
自信，還意味著不要輕信、迷信，不要妄自菲薄。人們常說當年翻譯如何如何好，看看傅雷的信，就可以知道，眾多譯家在那時是被他說得一無是處的。傅雷在寫給宋淇的信中寫道：“昨日收到董秋斯從英譯本（摩德本）譯的《戰爭與和平》，譯序大吹一陣（小家子氣！），內容一塌糊涂，幾乎每行都別扭。董對煦良常常批評羅稷南、蔣天佐，而他自己的東西亦是一丘之貉。想不到中國翻譯成績還比不上創作！大概弄翻譯的，十分之九根本在氣質上是不能弄文藝的。”黃金時代，看來并不如我們想象的那么美好。我們應該有些底氣，有些自信，因為時代畢竟在前進。
自信，在更多的情況下來自長期的跌打滾爬，當你打過幾場“硬仗”，終于“殺開一條血路”之時，你的感覺會化成一種自信。但是，正因為你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，你一定會感到自己的不足，一定會在內心有一份謙卑，一定會在翻譯時如履薄冰、時時存疑。舉個手頭的例子。前一陣重讀福爾摩斯探案中的《波西米亞丑聞》，心里就升起過幾團疑云。華生婚后去貝克街看望福爾摩斯。“他的態度不很熱情，這種情況是少見的，……”這句譯文看著就讓人生疑，難道在譯者心目中，福爾摩斯竟然經常是很熱情的？原文是His manner was not effusive.It seldom was;...問題顯然就在對后半句的理解上。在我想來，它的字面意思就是“他的態度向來是難得熱情的”，也就是說，在福爾摩斯身上，熱情這種態度一向是很罕見的。于是后半句也就順理成章了：“不過我覺得，見到我他還是高興的”。不熱情，但心里是高興的，這才像福爾摩斯。接下去的譯文，幾乎有點吊詭的意味：福爾摩斯“把他的雪茄煙盒扔了過來，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氣爐”。酒精瓶？小型煤氣爐？實在費解得很。一查原文，是a spirit case and a gasogene。簡單地說，就是放威士忌的酒架和蘇打水瓶，福爾摩斯的意思是說，要喝兌蘇打水的威士忌的話，請自便。這樣的場景，發生在倫敦的貝克街，發生在福爾摩斯和華生之間，就比較合乎情理了。
為釋疑，要“不惜工本”。弄明白一個詞的含義，看懂一個句子的意思，寫一條注釋，都可能要踟躕良久，遍查各書。翻譯的過程，有時是個“破解”的過程。破解的結果，看似當然，但當時往往很茫然。同時面對好幾個問題，容易亂了方寸。
總之，自信方能前行，存疑才有腳力。
翻譯的文采源于對原文的透徹理解
翻譯的文采首先來自對原文透徹的理解，來自感覺的到位。自己沒弄明白、沒有感覺的東西，是不可能讓讀者感覺到的。理解透徹了，感覺到位了，才有可能找到好的譯文，才能有文采。
文采，并不等于清詞麗句。文字準確而傳神，就有了文采。好的文字，不是張揚的、故作昂揚的，不應是“灑狗血”，也不應是過于用力的。好的文字有感覺作為后盾，有其內在的張力（“黏性”）。即便李白這樣的大詩人，也難免有灑狗血的時候。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說：“（與杜甫的“岱宗夫如何，齊魯青未了”）相比之下，李白的‘天門一長嘯，萬里清風來’，就有點灑狗血，李白寫了很多好詩，很有氣勢，但有時底氣不足，便只好灑狗血，裝瘋。他寫泰山的幾首詩都讓人有底氣不足之感。”即便是周作人這樣的散文大家，也難免有著力太過的地方。他有一段寫廢名的話很有名：“（廢名的文字）好像是一道流水……凡有什么汊港彎曲，總得灌注瀠洄一番，有什么巖石水草，總要披拂撫弄一下子，再往前走去。”但還是汪曾祺，很中肯地指出：“周作人的序言有幾句寫得比較吃力，不像他的別的文章隨便自然，‘灌注瀠洄’、‘披拂撫弄’，都有點著力太過。”
回到翻譯上來。譯文要求準確、傳神，落腳點還是感覺。舉例來說，《追尋逝去的時光》第一卷末尾處有一段描寫布洛涅樹林景色的文字。其中有一句我譯成：“風吹皺大湖的水面漾起漣漪，它這就有了湖的風致；大鳥振翅掠過樹林，它這就有了樹林的況味；……”（異體字的“大湖”是布洛涅樹林中一個湖的名稱，“樹林”則指布洛涅樹林）。原文是 le vent ridait le Grand Lac de petites vaguelettes,comme un lac ;de gros oiseaux parcouraient rapidement le Bois, comme un bois,...“有了……的風致”、“有了……的況味”從字面上看是原文所沒有的，但從意蘊上看確確實實又是有的。
但找準感覺并不一定是“做加法”。《情人》一開頭，有句為不少讀者所激賞的譯文：“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在我這一生中，這未免來得太早，也過于匆匆。”語調低回而傷感。但在原文中，這是一個語氣相當短促、色調相當枯冷的句子。（Très vite dans ma vie il a été trop tard.）譯文的感覺與原文出入較大，也許不妨改譯作：“一切都來得很倉促，一開始就已經太晚了。”這樣譯，有點“以短促還其短促，以枯冷還其枯冷”的意思。
感覺不同，用詞的色彩自會不同。《包法利夫人》中寫到elle senflammait à lidée de cette taille si robuste et si élégante...，我沒有譯作“她淫心蕩漾，按捺不住地想到另一個男子”，我覺得那種譯法強烈的貶義色彩，是原文所沒有的（按照福樓拜的創作原則，他也不會那么寫）。依據我所感覺到的作者的意思，我把這個句子譯作“她心里像燒著團火，如饑似渴地思念著[……]那副又健壯又優雅的身材”。有的詞很簡單，感覺卻未必簡單。比如，福樓拜寫到愛瑪被羅多爾夫拋棄后，大病一場。養病期間，每天下午坐在窗前凝神發呆，這時“菜市場頂篷上的積雪，把一抹反光射進屋里，白晃晃的，immobile，……”最后那個詞，有譯成“雅靜”的（“一片雅靜的白光”），也有譯成“茫茫”的（“一片茫茫的白光”），但在我看來，那樣的譯法，似都僅與光線的狀態有關，而與愛瑪的心態無涉。在我的感覺中，那是一種“以外寫內”（即以外在的動作、狀態，來描寫人物的心理）的手法，所以我把immobile譯作“凝然不動”。這是我對光線的感覺，也是我對愛瑪心態的感覺。
拉拉雜雜說了這么多，最后想用拙著《譯邊草》中的一段話，來結束這個名為“我心目中的翻譯”的漫談：“里爾克曾在給一個青年詩人的信中寫道：‘你要愛你的寂寞。’我覺得這話就像是對今天的譯者說的。翻譯，寂寞而清苦；但是，能把職業當作事業，能使技術成為藝術，能在工作中找到樂趣，能從苦中嘗到甜的滋味，又何嘗不是人生的一種幸福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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